劳动节的忧思

▲图中展示的3个时间段分别代表“1907年、1999年  、2022年”

我们知道，一年中最重要的几个法定节假日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

第一类：基于历史传统的文化符号。比如，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，主要在家庭和社会层面；

第二类：基于爱国传统的政治符号。比如，端午节、国庆节，最终指向集体和国家层面。

然而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，那就是“五一劳动节”——

它虽是舶来品，但却在中国被发扬光大，毕竟，我们的劳动人民最勤劳，且数量最多；

它与阶级、权利这些政治概念有关，但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爱国，而是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世界主义的因子。

五一，这个曾为劳动者“庆生的日子”，在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眼中，意义并不相同。

◎争回来的“权利日”

劳动节可追溯到1886年5月1日，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示威和罢工游行。1889年7月，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，决定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。1949年12月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，将5月1日确定为劳动节。

沿着这一叙事，劳动节是工人阶级、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资本家手中，争夺回休息权利的纪念日，它是以斗争反抗剥削获得的奖赏。这一深入骨髓的认知，集中在“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”的那几十年。但近些年，在一些年轻化的互联网平台上，这一思潮的音量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诅咒说，“每个资本家，都是绝佳的路灯挂饰”。

▲劳动节的起源：1886年5月1日，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

◎功能性的“黄金周”

不过，在绝大多数80、90后的印象中，五一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称谓，“五一黄金周”，——在这七天，消费、旅游的“功能性”，远大于这一节日的纪念意义。与之对应的，是1999—2008年，中国市场经济，尤其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。

期间，劳资冲突虽时有曝光，但市场经济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，创造了自由迁徙，自由择业的机会，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，城市置业率的大幅提升，以及让世界注目的GDP每年近两位数的增速。

彼时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：一边是“剥削者”越来越多，一边却是与剥削者斗争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或许，这正应了那句“意志很坚定，但身体很诚实。”对此，有不少观察家甚至指出，“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”将彻底取代革命年代的话语体系，成为新的叙事逻辑。

 
▲改革开放后的“中国奇迹”

◎被静默、想劳动而不得的“煎熬”

然而，眼下这个五一，疫情，或者说抗疫，好像剥离了一切的功能、态度与意义。这不只源自最近某些极端化、一刀切的管控，所造成的物资短缺、经济停摆和恐慌。其实，三年了，我们早已习惯了积极地检测、谨慎地发言；主动地关注新闻，自觉地减少外出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看到：很多因疫情而设的临时性措施、临时性机构，日渐常态化，甚至主导了一切，而原本常态化了多少年的工作与生活方式、生老病死、聚散离合，却越来越成为另一种特殊化的存在；而曾被称为“人类新器官”的智能手机，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，正在让每个人深陷“网格化生存”的抑郁和恐惧之中。

被静默的假期，“黄金周”自然是没有了。劳动、工作的机会，也在断崖式的减少——平均寿命本就只有三年的中小微企业，有几家能熬过三年疫情的雪上加霜？就连大厂、巨头，都在纷纷裁员，断臂求存。无数人看到的是背后万千家庭的生计，因为一旦企业没了，市场没了，工作和收入就没了。

然而，“企业没了，收入就没了”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相信的常识吗？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怪相，只是因为疫情所致吗？疫情结束后，经济民生一旦塌陷，企业家能逃脱“路灯挂饰”的厄运吗？

这些问题，有些答案似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，但我们更需要的，是思考这些问题暂时还不知道的视角和框架——能让我们看得更久远，甚至捕捉到更多可能性的东西。

沿着这个逻辑，有幸找到了两部关于“资本主义”的书：《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》和四卷本的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，前者是钱颖一教授几年前推荐并引进国内的一本老书，后者则刚出版问世。

两本书的共同之处，是颠覆了我们对“资本主义”的刻板认识，提供了一套在政治、经济的双重维度下，关于历史与现状的分析解释框架。不同的是，前者更聚焦于金融和对现实问题的应对，而后者则是一部视角独特、气势恢弘的新全球通史。借助两本书的主要洞察，加上近几年来，大国冲突、大选年、全球疫情等“黑天鹅”事件在经济社会领域与思想市场的投射，不难发现：

“企业没了，工作也就没了”，这个朴素的道理，不过是过去短短三十多年，极其有限的市场经济的实践教授给我们的基本常识。而主导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段的，既不是这个朴素的道理，甚至也不是奉为主流的剥削叙事下的“资本主义”，而是可总结为三句话的“常识”：

“学成文武艺，授予帝王家”“天下人才，尽入我彀中”，一切皆因为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

——这是农业文明的底层密码，造就的是一个内核极其简单，但结构却极其稳定的封闭社会。其主要特征控制贸易，限制经济、政治权利，甚至抹杀公平竞争的秩序。因此，即便外部环境、技术条件的巨变，偶尔能掀开它外面的壳，却很难撼动它内在的核。

▲在封闭社会中，再有创造力的人才也只能成为“社会的螺丝钉”

因此，过去四十年市场经济的实践，不仅短暂，也非常偶然，而与之匹配的观念系统——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将之概括为保护私有产权、强化市场型政府共同组成的一种开放秩序，在中国最多也只是破题，还远未生根发芽。

因此，“企业没了，收入也就没了”并非从来便如此的常识，相反，它随时面临着逆转的可能。为了避免误读，这里必须先补充几条书里的基本背景知识，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中的“资本主义”——

◎它约等于“开放社会的观念和秩序系统”，而非那个被贴上剥削标签的资本主义；

◎它的反义词，是上面提到的封闭社会，包括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符合其特征的社会形态，而非Socialism。

◎它不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，人为设计的结果，而是自有人类社会始，就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，塑造文明，修复危机与灾祸的机制，它不专属于某一时代或国家，更不会和“西方世界”画上等号。

即便做了知识补充，由于对于“资本主义”这四个字的认知过于根深蒂固，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，只好用“开放社会”替代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中的“资本主义”。

▲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书影

当我们接受了开放社会的一整套观念和秩序，就很难再接受重回没有市场、没有企业、没有自由选择的年代；同样的道理，那些观念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，或者满脑子圣王思想的人，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有市场、要有企业、要有自由选择一样——让洞悉一切的天才代为选择、引领前行，再辅助以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，又快又好地建设一个理想国，不香吗？

对此，近些年我们听到最多的是“不但很香，而且还很行”。即便有质疑，也多从与之相反的同一维度的社会形态或“主义”来争辩。但我们知道，同一个维度的竞争，要么谁也很难说服谁，要么赢者通吃。

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从更高的维度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：只有一套能够让财富持续创造出来的观念和秩序，才是人类文明应始终追求与捍卫的。这里的财富，是物质财富、知识财富、制度财富的总和。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维度，更高的维度究竟何在?

 ▲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书影

首先，这里的两个关键词，“创造”与“持续”，都可以被量化，被比较。从而避免了大量善于操纵人性、善于画大饼的野心家长期以善之名行恶。

比如，如果民众长期吃不饱肚子，听起来再好的“理想”，臆造出再多的假想敌，也不会有人再相信。二战结束后，曾经一墙之隔的东、西德国的历史，便是明证。因为人们会比较——与左邻右舍比较，与过去比较。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，一切都是遮羞布。

其次，创造不重要，持续的创造才更重要。因为孤立的创造，可以是某个时间点、某个天才的杰作，但能让创造持续下去的环境或秩序，才是创造的源头活水。反过来也可以说，不能持续创造财富的地方，并不是因为没有诞生天才，而是那里的环境或者秩序，不是将天才变成庸才，就是将天才从造福人类的领域，赶到了毁灭世界的坟场。

比如，盛产天才的德国，18、19世纪诞生了无数世界级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，而20世纪，法西斯主义改变了德国的环境和土壤，将德国变成了军事天才的批量生产基地，却也成了世界的噩梦。

论历史的长度和文明的早熟程度，中国都独一无二。然而，提及思想、制度、技术，无论哪一维度的颠覆式创造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轴心时代之后我们长期处于“单曲循环”状态。可见，我们最紧缺的，还不是有创造力的天才，而是能让创造持续下去的环境或秩序。

然而，比秩序缺失更严重的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才是问题根本之所在。其实，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一书中的开放秩序，在我们身边短暂的野蛮生长早就结束了。不是因为疫情阻隔，世界才变成现在这样，疫情最多是一柄再合适不过的催化剂，让世界加速变成现在这样。

疫情是病毒传染造成的问题，如果科学不死，疫情的结束，终究是个时间的问题，但疫情之后的世界，如何变得不更糟糕，却终究是个观念重塑的问题，因此，读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对当下的疫情于事无补，但却可以帮我们看到疫情之后更久远、也更重要的东西。

虽然，作为财富最终源泉的开放社会及其秩序，要比“谁是财富的创造者”更为重要，但最后我们还是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财富的真正作者，必须要与财富的源泉逻辑完全自洽，而且，谁是财富的真正作者，更直接关乎到疫情之后，大到经济社会，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能否回归基本的秩序。

提及财富的创造，脑海里浮现最多的，应该是以下三个画面：

◎ 中国唐朝大诗人杜甫从长安赶赴奉先县，沿途所见皆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惨象。

◎ 大约一千年后，英国的资本家，为了让剥削工人、榨取剩余价值的游戏继续玩下去，宁可把牛奶倒掉，也不给穷人喝。

◎ 70年代末，中国安徽小岗村，似乎在一夜之间，从曾经的缺吃少穿，魔术一般的成为率先解决温饱的典型。同样的土地，同样的农民，同样的技术、同样的政策，分水岭只是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，在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。

▲1978年小岗村十八位农民按下的红手印，被誉为“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”

除了这三个具象的画面，关于财富创造基本理论，大致包括：

◎最根深蒂固的，恐怕非劳动创造价值论莫属。由于太熟悉，无需再赘述。

◎接受度更高的，恐怕是生产要素论。简单的说，将创造财富所需要的劳动、土地、资本、技术、信息（政策），统称为生产要素。五大生产要素，哪个更重要呢？曾经，相比劳动、新古典增长理论更看重“技术”的重要性。当代，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各要素增长下的“均衡理论”，比任何一个独立要素都更重要，而国内，看似更重视劳动（人力），但实际上，抢风口的公司更看重“资本”，其他的更看重政策。

◎更有解释力的，应该是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生产要素论。何为企业家精神？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冒险、创新的精神活动——基于警觉、判断、想象力等禀赋，随时想打破现有市场均衡的冒险和创新。先要有企业家精神，才可能有后面匹配生产要素，开展生产和经营的活动。

如果说财富的创造，是从“无”到“有”的过程，那么，企业家精神，就是那个看不见，甚至无法言说的“无”，但是，没有这个“无”，后面再多的生产要素，都无法进入到生产经营环节的“有”。财富的创造，根据创新程度，可分为套利型交易、颠覆式创新和微创新。

小岗村改革前后，生产要素的形式与数量，并无任何形式的变化，是“敢为天下先”的企业家精神，以及对附加在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上的政策，所做的颠覆式创新，这才有了新的财富涌现——比联产承办后，土地上长出更多的粮食重要一万倍的，是这18位农民，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出的制度财富、知识财富。

在苹果手机诞生之前，三星、诺基亚是最好的手机——市场是均衡的，如果问乔布斯之外的所有人，他们需要的，不过是一台更好、更便宜的诺基亚或者三星。乔布斯对手机的想象力，才是苹果手机的开始。而乔布斯的想象力与企业家精神，不仅创造了一款让全世界尖叫的产品，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，更开创了一个重新链接世界的智能时代。

总之，企业家精神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，所有的生产要素，只是必要的素材。两者绝不是同等重要的并列关系，更像汽车的发动机与方向盘、轮胎、汽油等配件的关系。有了发动机（企业家精神），其他配件（生产要素）自然会有人生产，但如果顺序颠倒过来，汽车永远造不出来。

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逻辑，同样适用人类制度财富、知识财富的创造。事实上，即便理解人类已有的制度财富、知识财富，就离不开警觉、判断、想象力，更遑论新的创造。研发一项新技术，最多遭遇对手的不正当竞争，但提出一种新思想，开创一项新制度，要遭遇的，可能就不是竞争，而是生命危险。宗教领域有耶稣、科学领域有布鲁诺，政治领域有无数个谭嗣同。

所以，真正造福人类的知识财富、制度财富的创造，远比其他创造活动更需要冒险精神，因此，愈加的稀缺和宝贵。

最后，全文连起来说：企业家精神是财富创造的发动机；而开放社会的观念和秩序，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源泉。回到当下，与其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，不如说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唤醒企业家精神，尤其是能创造知识财富、制度财富的企业家精神。否则，再多的企业家也会灰飞烟灭，某一时间段财富井喷，终究走不出周期性清零的宿命。

真正的企业家一定具备企业家精神，但企业家精神属于所有财富形态的创造者，而非企业家所独享。而能保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，是开放社会的一整套观念与秩序。这也是收藏《剑桥资本主义史》《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》的价值所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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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划：先知书店

文稿：凌晨

编发：先知书店店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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